【911專論】日本統治台灣的初體驗

以《被混淆的台灣史》入圍年度十大影響力好書,並獲2014年金石堂風雲作家榮銜的駱芬美老師,第三本著作《被扭曲的台灣史》已經正式發行,近期駱老師全省走透透舉辦新書發表會。《銘傳一週》搶先邀請駱老師分享新書中的一個章節,讓銘傳師生能透過駱老師的分享,更加認識台灣這塊土地!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駱芬美 你以為:日本取得台灣後,很快就建立殖民者的威信 事實是:來台日本人素質低落,造成台灣人怨恨、輕視,抗爭不斷 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時,李鴻章曾向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說:「台灣是難治之地。」交接之際,全權代表李經方更說「台灣島民向來剽悍凶暴,是化外之民」,但日本還是堅持要台灣。開始治台後,日本果然付出相當慘痛的代價。 雖然日本早從1874年牡丹社事件開始,20年間不斷對台灣進行調查。但直到占領台灣後,日本對台灣的認識還是相當有限。 首先,日本人沒想到台灣人抗日情緒如此激烈。日軍登台後,遭到「台灣民主國」的抵抗,當時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向伊藤博文報告說:「台灣雖已是日本新領地,但實際狀況卻與對外征戰沒什麼不同。」從日本登陸到宣告平定台灣,花了5個月,征戰中死亡的台灣人高達1萬4千多人,日本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也在戰爭中染瘧疾死亡(圖1),日軍受台灣的熱帶風土病所苦,病死加上戰死超過4千5百人。 為確立台灣的統治制度,日本政府在取得台灣當年便設立「台灣事務局」直接隸屬於內閣總理,以伊藤博文為總裁,並雇用外國人做諮詢顧問。英國顧問卡庫德(Kirkwood),提出許多紀錄及意見書,對毫無殖民地統治相關知識的日本政府影響相當大,日本政府首次知道「殖民地」的名稱就是來自卡庫德。 對於台灣與日本應該是什麼樣的關係,卡庫德曾提出三種選擇模式:一是如同美國的「聯邦國」;二是如英國與印度等的本國與殖民地關係;三是如威爾斯、蘇格蘭般,是大英帝國的一「州」。三種模式中,卡庫德認為英國的殖民統治是模範,他以第二種模式為方向提意見給日本。根據卡庫德所提出的「殖民地」統治原則,是「使其人民心悅誠服於政府」、「收入要多於支出」,亦即抑制成本的同時,必須要獲得當地住民的認同。 不過,卡庫德提出意見之前的5月,日本政府任命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為第一任台灣總督兼軍務司令官,水野遵為第一任民政局長兼辦理大使,協助樺山辦理有關接收台灣的對外交涉。他們兩位被視為是日本治台最合適的人選。樺山資紀代表日本海軍的南進論,他在牡丹社事件時,曾為促使日軍征台而親自冒險到大嵙崁、宜蘭、蘇澳、花蓮港以及瑯嶠(今恆春)等地區視察,並與台灣原住民接觸,算是日本人中難得的「台灣番地通」。水野遵曾在中國留學,精通中、英文,對法制有特別深的造詣,當一切措施必須重新開始時,正需要像水野這樣的文官和能吏,以奠定統治殖民地的基本架構。 日本開始治台時,為了消滅抗日勢力採取必要的武力,台灣總督府定位為軍事組織,實施軍政,由武官擔任總督,直到1919年才首次由文官田健治郎擔任第八任台灣總督。任命武官為台灣總督另一個考量就是統治的策略問題。日本治台第二年,台灣總督府向當時首相松方正義提出〈台灣之實況〉報告書中,舉出作為「台灣的施政方針」的兩個選擇:一是為了「國防上的必要」,將台灣改造成「日本人的居住土地」,排斥台灣島上居民,而大舉移殖日本人民;二是為了「開發富源」,應該安撫台灣島的居民,利用其資本勞力。 因《馬關條約》第五款定有兩年的緩衝期,讓台灣人民可以選擇留台而被賦予日本國籍,或者賣掉不動產而明確宣示離台。由於很多漢人已在台灣根深柢固,兩年後撤離比率只有16%。〈台灣之實況〉裡還提到:總督府預計在兩年緩衝期內,以殘暴的手段使台灣住民受不了而離開,再從日本內地移民過來,將台灣改造為「日本人的居住土地」。或許正是這樣的想法,當時在台的日本官員和憲兵、警察等有許多虐待台灣人的行為,包括強占並破壞寺院及書院、挖掘台灣人墳墓,侮辱與妨礙婚姻儀式,從1898年起5年內,據說有1萬多台灣人被殺害或被處刑。 日本學者小熊英二說:當時住在台的日本官吏,素質及道德相當低落。日本治台初期,台灣向來與「瘴癘之地」、「瘟疫」和「瘧疾」等名詞畫上等號,到台工作視同被「流放」、「降級」。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更說:「如果問要不要去台灣,對方會立刻拒絕,並且嚇得腿軟」、「去了西洋的人二年或三年後回國,就能趾高氣揚;但轉任到台後,便不再有升官的機會,反而會因為在台灣待過,被認為是個沒用的人」,赴台工作不受歡迎,優秀的人才不願來台,而且人事異動相當劇烈。卡庫德來台的觀察報告說:「幾乎每個警官都是契約一結束,就希望盡早回到日本,並利用在台灣期間存筆錢。」 〈台灣之實況〉報告書指出:日本在台官吏缺乏職務經驗才能,且轉任頻繁,不熟悉職務,懶散怠惰,還常藉口生病逃避工作。當時請假的官吏達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且貪汙情況頻繁,勤奮工作的人極少。報告書還指出:官吏們或勾結商人,或威嚇壓制台灣人,強行買土地和房子,藉各種方法累積財產。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很難在台建立統治者的威信。 另外,日本想將台灣變成「日本人的居住土地」,就必須獎勵日本人移民,但移民的人通常是在日本無法謀生的下層階級。住台的日本民間人士有一半以上和官吏勾結、行賄,貪圖不當利益。他們對台灣人的態度惡劣,威迫壓榨訂定不合理契約,賤賣貨物,又把台灣人看成畜生,任意謾罵、逞凶打人,招來台灣人反彈。日本人的這種態度,使台灣人對他們憎惡怨恨,甚至輕視日本人,這增加日本人統治的困難,受到「輕視」更涉及帝國威望的問題。 特別是來台的日本女人,據當時〈台灣協會會報〉敘述:在台北的日本婦人約1千3百人,其中8百多人是娼妓、藝妓和陪酒女郎,官員出入這些酒樓喝酒戲女,醜態畢露,當地人看到後產生「日本人果然是夷狄,即使談什麼文明,還是與生番一樣」的想法(圖2)。日本娼妓問題使日本人的威嚴掃地,台灣人嘲諷說:「日本人如果不與賣淫婦在一起,就無法經營殖民地。」甚至有人說:「歐美人到海外發展的先驅之中有舉著十字架的傳教士,而日本人的海外先驅卻是一群賣弄風情的娘子軍。」 另有日本人來台當人力車伕(圖3),他們一方面以暴力欺侮台灣人,一方面爭相對台灣有力人士拉客。雖然日本以戰勝國之姿治台,現實生活中卻可見到「主從」顛倒的情況。這種現象同時出現台灣和朝鮮,1899年視察朝鮮的台灣總督府水野遵指出:在朝鮮的鐵路,乘坐中等以上車廂的不是西洋人,就是朝鮮人,大部分日本殖民者都搭乘下等車廂。當時日媒體將這種情況形容為「台灣是日本的人口垃圾場」。日本將貧困階級當作移民送到海外弱小國家,反而嚴重影響國家形象。沒有優秀人才願意到台灣,導致日本治台的手法笨拙,且官員瀆職事件層出不窮,引起台灣人民持續抗爭,日本官吏更需要靠警力和軍力,重複著虐殺與掠奪,由於無法停止台灣人的反抗行動,也造成四年間更換四任台灣總督。統治策略一直沒有實際成效,地方機構也未確立,日本在台灣的稅收根本無法支付所需費用,只好不斷追加補助。 日本治台第二年(1896年),對台的補助佔當時日本政府稅收的8.6%,第三年也達7.4%。1897年預期台灣財政將會出現大幅赤字時,松方正義內閣曾試圖在日本增稅卻失敗,終於在隔年(1898)年初被迫總辭,當時新聞媒體攻擊此一統治上的失策,台灣被形容成「內地國庫的一大負擔」、「母國的一大累贅」,據說因此出現以一億日圓將台灣賣給歐洲國家的意見。 儘管如此,當時仍只有少數人主張放棄或賣掉台灣。但,因為台灣是日本在甲午戰爭後唯一得到的領土,在這種情勢下,更不能放棄台灣。當時在帝國主義競爭下,日本占領台灣,如同德國占有膠州灣以及俄羅斯取得大連、旅順,放棄台灣已不只是經濟問題,還牽涉到面對歐美帝國的面子問題,水野遵、後藤新平都說過:「現今經營有一步差錯,不僅是恥辱,日本帝國的命運更是可想而知。」 日本近代化之父福澤諭吉也說:「統治者的不檢點直接暴露了日本統治的困難,會被認為日本人終究沒有統治他者的能力。」所以「在施政上有必要加以斟酌」。〈台灣之實況〉報告書更說:日本在台的統治狀態會「使帝國政府的威信失墜,招致他國輕侮嘲笑」。當時,日本是除了歐美列強之外,唯一經由與他國交戰獲得殖民地的國家,「殖民台灣」──首次殖民地統治的成功與否,關係著日本是否能被視為「文明國」,以及能否撤除中日甲午戰爭發生前與歐美國家簽訂不平等條約。因此,當日本面對歐美人時,也需要建立身為「文明國一員」的威信。福澤諭吉提出警告說:若對台灣野蠻的統治實態置之不顧,在「世界人道」與「文明」的名義下,將會招來歐美政治或軍事干涉的可能性。 雖然日本相當在意歐美人士的看法,但仍重複著對台灣人的殘虐行為,而在台的歐美人士就成了歐美系新聞報導的來源。後藤新平認為,台灣統治的失敗不單是恥辱,更關係著日本帝國的未來。究竟台灣的狀況要如何解決呢?繼松方正義因「臺灣財政出現破綻」而總辭後,再度成為首相的伊藤博文,1899/3,集結政府各部首長,聽取一年前才到台視察的英國顧問卡庫德報告。 卡庫德說,日本在台的統治既無法獲得當地住民信服,也無法抑制支出成本。日本官吏完全不了解台灣的語言與習慣,他到台視察時看到,台灣人前來通報有抗日武裝團體時,當場將近20名巡查和憲兵,沒有一個人聽得懂,完全無法應付。此外,醫院裡也幾乎沒有懂台灣語言的醫師,憲兵占領宗教聖地或宮廟、強行要求監獄收容者吃日本食物或行日本式禮儀等,當然無法獲得台灣人的信任。 關於台灣與日本關係的定位,除了卡庫德提出的「殖民地」論,還有一個論點是後來擔任日本首相的原敬所提出的偏向「同化論」的觀點,他認為,日本和台灣人外觀相似,且兩地交通便利,都有形成國民國家的條件,建議應將台灣變成日本「真正的一縣」。這種想法相當程度影響了原敬擔任首相時期(1918-1921)的台灣策略,當時日本首次派文官擔任台灣總督。「同化論」又是如何發展呢?當時日本的大眾媒體指出:治台在經濟上雖是完全失敗,但如果台灣成為日本帝國南進的跳板,花費千萬也值得。在這個觀點下,認為應將台灣全然「日本化」。 當時日本人有一種自卑心態。面對歐美國家時,日本人自認在「文明」和「科學技術」或者經濟開發力上都居於劣勢;即使面對中國,也自覺沒有什麼可誇耀的。日本人平均體型比歐美人,也比漢人和朝鮮人矮小得多。水野遵視察中國與朝鮮後指出:「日本人談到戰勝國的文明,人民經常非常自豪,這真是羞恥,就像矮小的男生戴著鴨舌帽,得意洋洋地走路,我們自己看就覺得可笑,更何況外國人看起來,就像是劣等動物居然走起路來。」 另外,日本政治及教育學家新渡戶稻造表示:「我國軍人的腿短、身體顯長,只有頭大,真可說是不好看。」(圖4)在承認這些弱勢之下,水野遵和新渡戶稻造一致主張日本最大的優勢就是「萬世一系的天皇」與「日本精神」(大和魂)。究竟是將台灣視為「殖民地」或「日本的一縣」?這種猶豫不只出現在當時的意見書與論壇中,更存在於台灣總督府的官吏們之間。日本治台第二年,總督府高等法院院長高野孟矩提出的意見書,即主張「逐漸使台灣人民日本化,讓台灣人心充滿忠君愛國,使台灣成為日本西南的屏藩保障」。 台灣總督府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在日本取得台灣的當年底,就希望藉由教育將台灣人改造為「日本人」:「在維持新領土的秩序上,以威力征服其外形的同時,應另征服其精神,亦即使其日本人化。改造他們的思想界與日人的思想同化,必須使他們成為完全同樣的國民,而征服精神即是普通教育的任務。」(圖5) 日本該將台灣視為「殖民地」或「日本的一縣」?概念一直不是很確定,因而造成政策不穩定,也使治台之路崎嶇難行。台灣民主國結束後,日本表面上雖「平定」台灣,但各地仍有大大小小各種游擊抗日運動,使日人疲於奔命。直到日本治台20年(1915年),還發生大規模漢人武裝抗爭西來庵事件,甚至1930年,仍爆發原住民抗日的霧社事件,直到統治結束,台灣人終究無法誠心順服日本人。 《被扭曲的台灣史》新書分享會 § 3/14 (六) 下午2點30分 台北紀州庵(台北市同安街107號) § 4/01 (三) 晚上7點 高雄三餘書店(高雄市中正二路214號) § 4/11 (六) 下午2點30分 高雄市歷史博物館(高雄市中正四路27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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