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被混淆的台灣史》入圍年度十大影響力好書，並獲2014年金石堂風雲作家榮銜的駱芬美老師，第三本著作《被扭曲的台灣史》已經正式發行，近期駱老師全省走透透舉辦新書發表會。
《銘傳一週》搶先邀請駱老師分享新書中的一個章節，讓銘傳師生能透過駱老師的分享，更加認識台灣這塊土地！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駱芬美
你以為：日本取得台灣後，很快就建立殖民者的威信 事實是：來台日本人素質低落，造成台灣人怨恨、輕視，抗爭不斷 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時，李鴻章曾向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說：「台灣是難治之地。」交接之際，全權代表李經方更說「台灣島民向來剽悍凶暴，是化外之民」，但日本還是堅持要台灣。開始治台後，日本果然付出相當慘痛的代價。
雖然日本早從1874年牡丹社事件開始，20年間不斷對台灣進行調查。但直到占領台灣後，日本對台灣的認識還是相當有限。
首先，日本人沒想到台灣人抗日情緒如此激烈。日軍登台後，遭到「台灣民主國」的抵抗，當時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向伊藤博文報告說：「台灣雖已是日本新領地，但實際狀況卻與對外征戰沒什麼不同。」從日本登陸到宣告平定台灣，花了5個月，征戰中死亡的台灣人高達1萬4千多人，日本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也在戰爭中染瘧疾死亡，日軍受台灣的熱帶風土病所苦，病死加上戰死超過4千5百人。
為確立台灣的統治制度，日本政府在取得台灣當年便設立「台灣事務局」直接隸屬於內閣總理，以伊藤博文為總裁，並雇用外國人做諮詢顧問。英國顧問卡庫德(Kirkwood)，提出許多紀錄及意見書，對毫無殖民地統治相關知識的日本政府影響相當大，日本政府首次知道「殖民地」的名稱就是來自卡庫德。 對於台灣與日本應該是什麼樣的關係，卡庫德曾提出三種選擇模式：一是如同美國的「聯邦國」；二是如英國與印度等的本國與殖民地關係；三是如威爾斯、蘇格蘭般，是大英帝國的一「州」。三種模式中，卡庫德認為英國的殖民統治是模範，他以第二種模式為方向提意見給日本。根據卡庫德所提出的「殖民地」統治原則，是「使其人民心悅誠服於政府」、「收入要多於支出」，亦即抑制成本的同時，必須要獲得當地住民的認同。
不過，卡庫德提出意見之前的5月，日本政府任命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為第一任台灣總督兼軍務司令官，水野遵為第一任民政局長兼辦理大使，協助樺山辦理有關接收台灣的對外交涉。他們兩位被視為是日本治台最合適的人選。樺山資紀代表日本海軍的南進論，他在牡丹社事件時，曾為促使日軍征台而親自冒險到大嵙崁、宜蘭、蘇澳、花蓮港以及瑯嶠（今恆春）等地區視察，並與台灣原住民接觸，算是日本人中難得的「台灣番地通」。水野遵曾在中國留學，精通中、英文，對法制有特別深的造詣，當一切措施必須重新開始時，正需要像水野這樣的文官和能吏，以奠定統治殖民地的基本架構。
日本開始治台時，為了消滅抗日勢力採取必要的武力，台灣總督府定位為軍事組織，實施軍政，由武官擔任總督，直到1919年才首次由文官田健治郎擔任第八任台灣總督。任命武官為台灣總督另一個考量就是統治的策略問題。日本治台第二年，台灣總督府向當時首相松方正義提出〈台灣之實況〉報告書中，舉出作為「台灣的施政方針」的兩個選擇：一是為了「國防上的必要」，將台灣改造成「日本人的居住土地」，排斥台灣島上居民，而大舉移殖日本人民；二是為了「開發富源」，應該安撫台灣島的居民，利用其資本勞力。
因《馬關條約》第五款定有兩年的緩衝期，讓台灣人民可以選擇留台而被賦予日本國籍，或者賣掉不動產而明確宣示離台。由於很多漢人已在台灣根深柢固，兩年後撤離比率只有16％。〈台灣之實況〉裡還提到：總督府預計在兩年緩衝期內，以殘暴的手段使台灣住民受不了而離開，再從日本內地移民過來，將台灣改造為「日本人的居住土地」。或許正是這樣的想法，當時在台的日本官員和憲兵、警察等有許多虐待台灣人的行為，包括強占並破壞寺院及書院、挖掘台灣人墳墓，侮辱與妨礙婚姻儀式，從1898年起5年內，據說有1萬多台灣人被殺害或被處刑。
日本學者小熊英二說：當時住在台的日本官吏，素質及道德相當低落。日本治台初期，台灣向來與「瘴癘之地」、「瘟疫」和「瘧疾」等名詞畫上等號，到台工作視同被「流放」、「降級」。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更說：「如果問要不要去台灣，對方會立刻拒絕，並且嚇得腿軟」、「去了西洋的人二年或三年後回國，就能趾高氣揚；但轉任到台後，便不再有升官的機會，反而會因為在台灣待過，被認為是個沒用的人」，赴台工作不受歡迎，優秀的人才不願來台，而且人事異動相當劇烈。卡庫德來台的觀察報告說：「幾乎每個警官都是契約一結束，就希望盡早回到日本，並利用在台灣期間存筆錢。」
〈台灣之實況〉報告書指出：日本在台官吏缺乏職務經驗才能，且轉任頻繁，不熟悉職務，懶散怠惰，還常藉口生病逃避工作。當時請假的官吏達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且貪汙情況頻繁，勤奮工作的人極少。報告書還指出：官吏們或勾結商人，或威嚇壓制台灣人，強行買土地和房子，藉各種方法累積財產。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很難在台建立統治者的威信。
另外，日本想將台灣變成「日本人的居住土地」，就必須獎勵日本人移民，但移民的人通常是在日本無法謀生的下層階級。住台的日本民間人士有一半以上和官吏勾結、行賄，貪圖不當利益。他們對台灣人的態度惡劣，威迫壓榨訂定不合理契約，賤賣貨物，又把台灣人看成畜生，任意謾罵、逞凶打人，招來台灣人反彈。日本人的這種態度，使台灣人對他們憎惡怨恨，甚至輕視日本人，這增加日本人統治的困難，受到「輕視」更涉及帝國威望的問題。
特別是來台的日本女人，據當時〈台灣協會會報〉敘述：在台北的日本婦人約1千3百人，其中8百多人是娼妓、藝妓和陪酒女郎，官員出入這些酒樓喝酒戲女，醜態畢露，當地人看到後產生「日本人果然是夷狄，即使談什麼文明，還是與生番一樣」的想法。日本娼妓問題使日本人的威嚴掃地，台灣人嘲諷說：「日本人如果不與賣淫婦在一起，就無法經營殖民地。」甚至有人說：「歐美人到海外發展的先驅之中有舉著十字架的傳教士，而日本人的海外先驅卻是一群賣弄風情的娘子軍。」
另有日本人來台當人力車伕，他們一方面以暴力欺侮台灣人，一方面爭相對台灣有力人士拉客。雖然日本以戰勝國之姿治台，現實生活中卻可見到「主從」顛倒的情況。這種現象同時出現台灣和朝鮮，1899年視察朝鮮的台灣總督府水野遵指出：在朝鮮的鐵路，乘坐中等以上車廂的不是西洋人，就是朝鮮人，大部分日本殖民者都搭乘下等車廂。當時日媒體將這種情況形容為「台灣是日本的人口垃圾場」。日本將貧困階級當作移民送到海外弱小國家，反而嚴重影響國家形象。沒有優秀人才願意到台灣，導致日本治台的手法笨拙，且官員瀆職事件層出不窮，引起台灣人民持續抗爭，日本官吏更需要靠警力和軍力，重複著虐殺與掠奪，由於無法停止台灣人的反抗行動，也造成四年間更換四任台灣總督。統治策略一直沒有實際成效，地方機構也未確立，日本在台灣的稅收根本無法支付所需費用，只好不斷追加補助。
日本治台第二年(1896年)，對台的補助佔當時日本政府稅收的8.6％，第三年也達7.4％。1897年預期台灣財政將會出現大幅赤字時，松方正義內閣曾試圖在日本增稅卻失敗，終於在隔年(1898)年初被迫總辭，當時新聞媒體攻擊此一統治上的失策，台灣被形容成「內地國庫的一大負擔」、「母國的一大累贅」，據說因此出現以一億日圓將台灣賣給歐洲國家的意見。
儘管如此，當時仍只有少數人主張放棄或賣掉台灣。但，因為台灣是日本在甲午戰爭後唯一得到的領土，在這種情勢下，更不能放棄台灣。當時在帝國主義競爭下，日本占領台灣，如同德國占有膠州灣以及俄羅斯取得大連、旅順，放棄台灣已不只是經濟問題，還牽涉到面對歐美帝國的面子問題，水野遵、後藤新平都說過：「現今經營有一步差錯，不僅是恥辱，日本帝國的命運更是可想而知。」
日本近代化之父福澤諭吉也說：「統治者的不檢點直接暴露了日本統治的困難，會被認為日本人終究沒有統治他者的能力。」所以「在施政上有必要加以斟酌」。〈台灣之實況〉報告書更說：日本在台的統治狀態會「使帝國政府的威信失墜，招致他國輕侮嘲笑」。當時，日本是除了歐美列強之外，唯一經由與他國交戰獲得殖民地的國家，「殖民台灣」──首次殖民地統治的成功與否，關係著日本是否能被視為「文明國」，以及能否撤除中日甲午戰爭發生前與歐美國家簽訂不平等條約。因此，當日本面對歐美人時，也需要建立身為「文明國一員」的威信。福澤諭吉提出警告說：若對台灣野蠻的統治實態置之不顧，在「世界人道」與「文明」的名義下，將會招來歐美政治或軍事干涉的可能性。
雖然日本相當在意歐美人士的看法，但仍重複著對台灣人的殘虐行為，而在台的歐美人士就成了歐美系新聞報導的來源。後藤新平認為，台灣統治的失敗不單是恥辱，更關係著日本帝國的未來。究竟台灣的狀況要如何解決呢？繼松方正義因「臺灣財政出現破綻」而總辭後，再度成為首相的伊藤博文，1899/3，集結政府各部首長，聽取一年前才到台視察的英國顧問卡庫德報告。
卡庫德說，日本在台的統治既無法獲得當地住民信服，也無法抑制支出成本。日本官吏完全不了解台灣的語言與習慣，他到台視察時看到，台灣人前來通報有抗日武裝團體時，當場將近20名巡查和憲兵，沒有一個人聽得懂，完全無法應付。此外，醫院裡也幾乎沒有懂台灣語言的醫師，憲兵占領宗教聖地或宮廟、強行要求監獄收容者吃日本食物或行日本式禮儀等，當然無法獲得台灣人的信任。 關於台灣與日本關係的定位，除了卡庫德提出的「殖民地」論，還有一個論點是後來擔任日本首相的原敬所提出的偏向「同化論」的觀點，他認為，日本和台灣人外觀相似，且兩地交通便利，都有形成國民國家的條件，建議應將台灣變成日本「真正的一縣」。這種想法相當程度影響了原敬擔任首相時期（1918-1921）的台灣策略，當時日本首次派文官擔任台灣總督。「同化論」又是如何發展呢？當時日本的大眾媒體指出：治台在經濟上雖是完全失敗，但如果台灣成為日本帝國南進的跳板，花費千萬也值得。在這個觀點下，認為應將台灣全然「日本化」。
當時日本人有一種自卑心態。面對歐美國家時，日本人自認在「文明」和「科學技術」或者經濟開發力上都居於劣勢；即使面對中國，也自覺沒有什麼可誇耀的。日本人平均體型比歐美人，也比漢人和朝鮮人矮小得多。水野遵視察中國與朝鮮後指出：「日本人談到戰勝國的文明，人民經常非常自豪，這真是羞恥，就像矮小的男生戴著鴨舌帽，得意洋洋地走路，我們自己看就覺得可笑，更何況外國人看起來，就像是劣等動物居然走起路來。」
另外，日本政治及教育學家新渡戶稻造表示：「我國軍人的腿短、身體顯長，只有頭大，真可說是不好看。」在承認這些弱勢之下，水野遵和新渡戶稻造一致主張日本最大的優勢就是「萬世一系的天皇」與「日本精神」（大和魂）。究竟是將台灣視為「殖民地」或「日本的一縣」？這種猶豫不只出現在當時的意見書與論壇中，更存在於台灣總督府的官吏們之間。日本治台第二年，總督府高等法院院長高野孟矩提出的意見書，即主張「逐漸使台灣人民日本化，讓台灣人心充滿忠君愛國，使台灣成為日本西南的屏藩保障」。
台灣總督府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在日本取得台灣的當年底，就希望藉由教育將台灣人改造為「日本人」：「在維持新領土的秩序上，以威力征服其外形的同時，應另征服其精神，亦即使其日本人化。改造他們的思想界與日人的思想同化，必須使他們成為完全同樣的國民，而征服精神即是普通教育的任務。」日本該將台灣視為「殖民地」或「日本的一縣」？概念一直不是很確定，因而造成政策不穩定，也使治台之路崎嶇難行。台灣民主國結束後，日本表面上雖「平定」台灣，但各地仍有大大小小各種游擊抗日運動，使日人疲於奔命。直到日本治台20年（1915年），還發生大規模漢人武裝抗爭西來庵事件，甚至1930年，仍爆發原住民抗日的霧社事件，直到統治結束，台灣人終究無法誠心順服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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