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力」這個詞來自英文的empowerment，中文有很多不同的翻譯，如充權、賦權、增能等等。empowerment可以被運用在許多領域，如教育或管理，近年來，在性別研究與相關議題推動上，也被大量普遍使用，一般稱為「性別培力」，從字面上解釋其意，就是培養出與性別相關的知能。
性別培力可以從兩個管道進行：一是個人層次，一是制度層面。十九世紀中葉開啟的第一波西方婦女運動，以爭取女性的公民權利(rights)為訴求，女性要求擁有和男性一樣的公民權利，包括投票權、教育權和工作權等等。到了二十世紀，許多女性發現光是這樣還不夠，女性應該也要擁有自主權以及參與決策的權力(power)，在個人／家庭關係中是如此，在公共事務上更是如此。
從制度層面來說，性別培力是要建立出可長可久的機制，從頭、從根本去制訂平權的政策以及公平的資源分配，逐漸改變長久以來以男性為權力核心的性別文化。建立性別平權機制的做法，包括制訂性別參與比例、制訂／修正法律、成立專責機構，以及實施性別主流化等等。1970年代開始，很多國家陸續採取上述措施，積極推動，至今卓然有成。
我國的情況，在制訂性別參與比例方面，在中國大陸時期，國民政府通過的「十分之一婦女保障名額」，即是確保婦女參與公共事務的一個里程碑。遷台後好幾十年，仍持續沿用，直到1996年底民進黨率先通過「四分之一婦女保障名額」，女性參政比例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之後，其他政黨以及各級選舉辦法也跟著調整。此制度後來進一步更名為「四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亦即，任何性別之名額若低於四分之一，則保障之。）近幾年，中央政府各委員會之性別比例，更提升到三分之一。在大多數決策以及權力都仍掌握在男性手中的情況下，這是制度性培力女性最好的例子，女性一旦擁有機會，就能發揮潛能、承擔責任。
專責機構方面，早在1995年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期，已成立「台北市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中央政府行政院的婦權會，則於1997年3月受到前一年彭婉如事件的影響才成立。今年(2012)初，中央政府進行組織再造，在行政院底下增設「性別平等處」為常設機構，原先的「婦權會」更名為「性別平等委員會」，自此，我國性別平等機制更加健全。
有了機制，還需推動策略。在這方面，我國採行的是聯合國自1995年開始大力推行的「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所謂性別主流化，是對政策過程的（重新）組織、改善、發展與檢討，使性別平等的觀點能被參與政策制定過程的所有人士，納入所有層次及所有階段的所有政策之中。從立法、執法、政策、方案到資源分配，以及在組織的建構過程中，都要納入性別平等的觀點與意識，並由此帶動深層的組織變革。簡單地說，性別主流化是一種實施策略，而其最終目標是性別平等。
我國於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二、三屆期間（1999-2003）開始採用性別主流化策略推動性別政策，其實施範圍，不僅於中央政府，更擴及到地方政府，以及各級學校。性別主流化的實施步驟，包括性別統計，性別分析，人才培力、預算編列、專責機構，以及性別影響評估。
人才培力是性別主流化非常重要的一環，也是所有政策成敗的關鍵。近幾年來，政府持續開辦各項培訓課程，加緊訓練各級政府機關公務同仁，希望能培養出更多「女性主義官僚」(femocrat，指在公部門官僚系統內追求女性權益的女性主義者)以及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的公務同仁。在學校教育方面，教育部也大力培訓各級教育主管和教師，提升其性別平等意識和相關知能。而所謂「性別平等意識」，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8條，是指個人認同性別平等之價值，了解性別不平等之現象及其成因，並具有協助改善現況之意願。
推動性平政策最終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符合公平正義的公民社會，而這端賴每一個公民在經過陶養之後，都能具備性平意識並擁有在生活中落實的行動力。這個陶養的過程，也是性別培力。以學校教育為例，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的規範和指引，性別培力可以透過課程、教學、校園友善環境營造等方式多管道進行。個人當然也可以不斷進行「自我培力」(self-empowerment)，從日常生活中培養性別敏感度以及自我檢視和反思的能力。
無論是自我培力、相互培力，或建置於制度內的培力，都是一個不斷持續進行、也就是empowering的過程。透過對empowerment這個字的了解，其實就是培力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