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汪會談」（時任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先生）已經廿年了，坦率地說，從單純的兩岸關係來看，應該是充滿了遺憾和惋惜。遺憾在於辜汪時代的兩會，為兩岸關係開啓了充滿可能性的大幕，但除了開場大戲之外，並沒有真正留下真正精彩的戲碼；惋惜的是一代的兩岸碩彥、菁英不得不遷就外在的政治結構，將他們的精力和智慧，浪費在相互的鬥爭之中，結果對兩岸關係的改善和變化的貢獻是有限的，對當時和以後的兩岸關係影響最大的，反而在美國對兩岸關係的關心和干預加深。1992年，美國在台協會的白樂琦在當年的春節之後，匆匆來台，在台期間當著記者面右批國民黨天真，左罵民進黨幼稚，白氏在台一週由南而北，一路批評，臨走在松山機場還說了一通，以致「辜汪會談」徹底變調。 當時的國際格局是冷戰結束、東西方和解之際，唯一的是中共在天安門事件後，美國驚覺到中共作為有中華文化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大國，對西方價值的挑戰可能更甚於以蘇聯為首與東歐諸國組成的社會主義陣營，因此引起美國注意到中共的發展問題。 另一個大背景是中共政權在1989年發生北京的「天安門事件」，粉碎了西方顛覆中共政權的設想，西方國家因而聯合對中國大陸採取禁運、經濟制裁和撤走投資等政策，意圖以經濟手段和外交孤立，逼使北京就範，而日本和台灣仍與大陸往來密切，日本由天皇率領龐大的日本經濟界人士赴北京慶祝「中日建交廿年」，洽與中共極大的投資，而台灣與中國大陸原本就出現經貿熱，這就已經違反了美國的經濟制裁，更是對美國反共產主義政策的一種公然的挑戰，自然也引起美國的關注和不快。 同時在中美關係上，在蘇共垮台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中共的垮台也補充信心，至少是充滿期待。但由於中共承繼中國文化的韌性和若干針對性的措施，穩定了大陸的政局，又渡過而全球性社會主義國家跨台的風潮。由於共同威脅的消失，中美之間的關係也從八十年代的和解，合作轉而進入九十年代的矛盾和對抗，正當中美之間鬥爭方興未艾之際，台灣卻反在美方不完全知情的情況下，與中國大陸聯手推動兩岸談判與和解，以兩會領導人談談判代替兩岸對抗。 台灣片面與中國大陸和解，自不符合美國利益，從而引發白樂琦的亞洲之行，對兩岸原本開啟的談判時代的設計大加干擾。結果「辜汪會談」的重要性；就從連戰院長（當年的行政院長）一開始所說的：兩岸談判的里程碑，急降成為黃昆輝嘴裏的「民間性、經濟性、功能性、事務性」的談判；兩岸經半世紀的首次官方授權的和平接觸，被說成雲淡風清，兩岸惡鬥近七十年首次的正式談判，竟降低成為民間的討論。 西諺說「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準此，「辜汪會談」原本是新型兩岸關係，談判型的兩岸關係的好的開始，硬是被美國利益攪黃了。而且在此後台灣在兩岸關係上的一舉一動就都必須報批而後動，美國人在兩岸關係公開的說法是「維持現狀，和平解決」，而何謂「現狀」由她定義，「和平解決」由她控制。 從中共政權的角度來看，當年的中共也面臨自信嚴重不足的情況，面對自由世界的孤立政策，面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崩貴，中共擔心和平演變，江澤民也憂心自己的權力基礎不穩。結果共產黨批判中華民國的國家統一綱領，將之視為和平演變的陰謀，而權力不穩的江澤民相信了權力不穩的李登輝，所以不接受白紙黑字的「國家統一綱領」正式文獻，而相信台獨的李登輝派出的密使。甚至在「一中原則」這個中華民國自己堅持和捍衛的原則，都不能作為兩岸共同立場時，北京依然姑息，可見當年的江澤民對兩會談判的政治需求之強烈，之後李登輝的權力比較快得以穩固，兩岸關係就演變為台灣出招，中共接招的情況。當其時也，中共在兩岸關係上也沒有整套的構想，直到1995年的「江八點」的提出，不過距離李登輝私人訪美，兩岸關係急轉直下也只有四個月而己，換言之，等江澤民權位真正穩定了，也搞清楚兩岸關係之後，李登輝就跑開了。 當然兩岸關係的發展，除了美國的因素之外，辜汪會談的另一個遺憾的來源是李登輝，如今看來當年的李登輝為了個人權力鬥爭的需要，採取了「攘內必先安外」的策略，在安外方面主要的擔心是國民黨的傳統勢力和北京聯手。因此，暗有密使溝通北京大內，明有兩會推動辜汪會談，事實上一實一虛都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地位穩固之後，工具就不重要；是以辜汪會談之後的十餘次正式協商，終以一事無成而在1995年劃下句點。 如今看來，「辜汪會談」很諷刺地，變成了兩岸關係從武鬥而文鬥，從國際鬥爭而兩岸互鬥的轉折點，兩岸人民的心理距離沒有拉近，反而更遠；兩岸官方沒有更理解反而更誤解；兩岸民間關係沒有看見和平的曙光反而硝煙四起；兩岸的共同語言沒有增加反而日趨減量；兩岸的前途沒有共識反而更加分歧。 如今我們撇開成敗論「辜汪會談」，還是應該對當年設計以「民間先行，突破官方」的智慧，「推動談判，解決難題」的決心，「突破障礙，建立共識」的毅力。這些遺產一方面是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取得重大突破的唯一基礎，另一方面在當今的兩岸關係上，我們面對了新的難題，兩岸關係顯露出進退維谷的困擾，需要政治定位但不能開啓政治談判，需要和平協議但不能啓動和平談判。如何可以在回顧和吸取「辜汪會談」的積極遺產上，循著「先易後難」「民間先行」「建立共識」的智慧，有序推動，穩步前進，照顧各方，深化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就應該是我們的課題。